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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彩云网下载app2024-11-06 17:48

承接过往余韵拓展崭新波段——2022年散文创作综述******

　　作者：王兆胜

　　每年的散文作品既开相同、相似的花，也有与以往不同的花蕊，带着清晨圆润的露珠，一同滚入历史的记忆。

　　2022年度的散文作品，既承接了过往的余韵，又拓展了崭新的波段，在深度、高度、境界上都有所提升。

　　以精神提振散文品质

　　2022年的散文作品，在胸襟气度、精神品质特别是光泽、气息上有些与以往不同。它们大气、新鲜、有力，由一己的小我进入更广阔的天地，书写人间正道与万众人心。这相比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散文追求片面的“个人化”写作，无疑是一次跨越。

　　韩小蕙的《我的老师们》题目普通，但她笔下的老师却出人意料，除了有她敬佩的学者、文人，还有天安门的志愿者、小区的垃圾整理员、快递小哥。季羡林宁愿打雨伞承接楼上厕所的漏水，也不去找楼上邻居，怕给邻居添麻烦；作家凌力不让人报道她，也不愿将她的小说拍成电视剧，只为了伤口的纯粹性。于是，作者以这些品德为“师”。但此文最闪亮的还是那些平凡的老师：为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盛典忙碌的志愿者的奉献精神；清洁垃圾桶的保洁员大姐，每天应对恶臭，一直站着工作，下班了还要到商场继续工作，然而她一身整洁、从不懈怠、精神饱满、心态快乐。文章充盈着正气，洋溢着朝气，饱含着感恩，有一种朝阳般的明丽壮阔，读之让人感慨不已。

　　李一鸣的《一个人的创业史》与梅洁的《奋斗者的精彩人生》可以对读。它们都写小人物，都写底层人的奋斗。李一鸣笔下的是一位农民，他不断打工，“创业”成为其目标，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不过，他从不气馁，收拾好心情再来。这篇文章的深度在于，有一种创业精神在中国普通农民身上如野生植物般蓬勃生长，不可抑止。梅洁写的是一位工人，他从不包分配的中专毕业后，进企业打工，喂猪、洗红薯、做粉条的工作夜以继日。然而，他不屈从于命运，坚持读书写诗，用了23年拿到各种各样的资格证书，最后成为高级记者，并在城里安居下来，有了自己的万册图书。这是一个靠读书、写诗走出困局的故事，主人公百折不挠的精神充满感召力。

　　王开岭的《静止的春天》写新冠疫情下的生活。扰乱了人们的生活，但文章并不悲观绝望，而是以心灵的阳光和美好的期许对待生活。可以说，越是在困境中，生命越要坚韧充实。从容不迫、优雅开明、诗意盎然的叙事与笔调，也使此文如春花般盛开。

　　除此之外，郭文斌的《大年本身是余庆》、李登建的《最后的乡贤》、辛茜的《遇见黎明，万物从容》等都是此类散文。精神的光芒不仅从人的身上升起，也在时间的地平线上照耀万事万物。从中读者能够听到时代的心跳，以及带有美好感受的生命的歌吟。

　　穿越历史回声的现实观照

　　历史回忆一直是文学特别是散文的母题。2022年的散文作品在此有所开拓与创新。其主要特点在于，对于历史有了新解，特别是赋予其现代内涵，也有了某些文化意义上的思考。

　　穆涛的《黄帝给我们带来的》《〈尚书〉与〈诗经〉的一场风云际会》《旧文献里的种子，以及优质土壤》《季节里的中国原理》《中国历史的学名叫春秋》等散文，是一个关于历史回望与现代思考的集束。这些资料性很强、考证细密、用功甚为专精的文章是学者型作家的标志，但最有价值的还是其中的中国文化自信，以及由此延展的中国古代制度、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如穆涛所说：“修身养性是内装修，但内装修妥帖了，还要有所为，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如果一辈子碌碌无为，应该是最大的憾事。”“一个人做好内装修，安顿妥当了自己和家人，之后去做一番治国安邦的大事业，但最高的理想状态不是傲视群雄，一览众山小，而是与天下人和谐相处，共筑大同世界。”这是现代人从历史中咀嚼出的生命智慧。

　　李登建的《台子的光芒》写的是清光绪十八年在山东齐东县为防御黄洪建立的一个台子。文章入口小，但有历史纵深感，对于人事物的描写精雕细琢，营造了历史性、在场感、现实性。这是人与自然、历史、现实、自我的搏斗与和解，也是对人生、人性、生命的深刻解读。文末，作者写到带着“我”去寻访台子的王大生先生，红红的眼窝里汪着泪水，长啸一声：“我的老台子，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火烧了……”台子在岁月中沉寂，其光芒暗淡到只剩下一个火烧店，这仿佛在向世人发问，也是提出了一个需要解答的文化问题。

　　王月鹏的《海水与火焰》《在半岛》《海里的根》《石帆》都与大海有关，是关于海与海岛生活的感悟与升华。其中，有渔民的下海捕捞史，有海的历史文化文明碎片，也有渔民的家史、村史，都反映了海洋文化文明的现代折光。作者还从海边的奇人逸事中看到了生命底色。如海边有块石头被称为山，因露出地面的部分很少，却挖不到底，于是，作者说：“这座最矮的山，与那些孤独的岛，有着相仿的境遇。”“那些被隐匿的部分，才是真正让人尊重的存在。”

　　历史文化散文在2022年增加了深度，也拓展了时空感，使历史与人生智慧得以凸显。这在南帆的《二十九座滕王阁》、冯秋子的《寂静之声》、彭程的《南漳的前世今生》等作品中都有表现。历史的身影虽然斑驳，但用现代的眼光依然能看到它的余晖，以及传达出来的那种难以言传的隐喻与符码。

　　情到深处的感动与遐思

　　散文是自我抒情的最好方式。只是与诗歌比，散文更真实可靠，也具有平衡感，特别是容易将内心深处的情感挖掘出来，或是让它自然而然流淌出来。2022年散文作品的抒情性令人读来别有滋味。

　　王尧的《书桌上的字词句》写到父母亲情，写到自己与家庭的关系，也写到自己求学、教学、写作的心境。难得的是情深似海，却用平淡的叙事表达，在淡淡的诗意中透出人生的寂寞，也包含了某些对生活的理解与智慧。读王尧的散文随笔，内心会悄然被他的文字、情绪、思想与心语打湿，并升华起有关古往今来的思绪。作者说：“现在，我在老屋的东房，面对着书桌，把抽屉里的东西装进一只包里。阳光下的灰尘柔弱地飘浮，我在恍惚中，回到青年，回到少年。父亲没有写过一本书，但我觉得这张书桌上叠满了父亲的字词句。这些字词句散落到我的稿纸上，慢慢生长发育，我写《民谣》，就是写村庄的字词句。”这样的文字像打开一把古旧的扇子，在生命的铺展中，所有情愫都像长了翅膀一样，飘然而至。

　　徐可的《启功夫子逸事状》《仁者启功》是专写启功先生的。文章立足于启功的学问人生、书画艺术来谈其品格境界。其间的崇尚、喜爱、相知、相与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从清、正、秀、雅、劲、润六个方面来品味启功的书法，也是对其人品的高度概括。“读先生法书，如对清风明月，如临一泓清水，令人神清气爽，尘杂俱灭。”文章还记取了作者与启功先生的交往，“更有幸与先生相交十数年，与先生‘情逾祖孙’”。写启功的文章甚多，但像徐可这样建立在信、爱、知、明、悦的基础上，又能有所领悟和幻化的散文作品，并不多见。

　　张清华的《郑敏先生二三事》是写老诗人郑敏的。张清华在文章中尽管只写了与郑敏交往的几件小事，但用情专深、感觉敏锐、诗心飘扬，一下子将书写人物的人生、生命、诗歌带入了纯净境地。从郑敏赞美张清华的声韵并想教授他和声，到老年郑敏在一次聚会上反复问了十多次张清华“你叫什么名字”，再到郑敏去世后告别仪式的落寞，这几个都是耐人寻味的细节，还有结尾张清华送别郑敏的一首诗，都将作者的情怀打开，在天地间起舞，形成一种带磁性的场的魔力。

　　张鸿的《梦境里的父亲》起于平淡，叙述平凡，但情真意长。对于女儿来说，父亲很少褒贬她，也不像对哥哥那样抱有更多期望，这反倒有助于她成长。通过陪父亲住院看病，特别是父亲临终时流下的一滴泪，让女儿魂断梦里，有了与父亲难以分舍的细节。这种通过普通平淡的父女关系所展示的深情，很见艺术功力。

　　当下写人纪事的散文很多，但真正有情、有深情又能以一种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并非易事！而2022年的散文创作在这方面有不少收获。

　　草木世界折射天地之道

　　散文写人相对容易，写好万事万物则相当困难。这是因为作家较少有耐心观察物性，也很难真正从物性角度写物，并由此生成哲学意义的天地之道。2022年散文创作在此有所推进。

　　彭程的《金海湖的来去》《远处的风声》《枯叶的预约卡》是写景之作。由于作者由人入物，由动变静，由外观到内视，可以心态泰然、一平如镜、细如发丝地体验物性、情境与心境。作品写道：“大自然里各个物种的存在都有自己的理由，都是生物链条中的一个不可缺失的环节。这些无人过问的果实，实际上也加入了大自然生灭成毁的无限循环，那些挂在枯枝上的，会成为漫长冬日中飞鸟的食物，那些坠落泥土中腐烂的，则会给土壤增加养料。”从“物”的角度形成哲思，会得出与人不同的看法。

　　杨献平的《沙漠的细水微光》对于沙漠有独特的观察理解。通过广漠细沙那神一样的存在，作者说：“人事总是在不断地消亡和新生，过去的事物，在时间之中变成了后人的某种发现，这种现象，其实充满了悖论。可世界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总是在缔造，也总是在扬弃。唯有这沙漠，它只会不断地扩大，而不会从整体上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沙漠之眼观人，人的不确定性及其渺小是显而易见的。

　　王剑冰的《盐》，虽然写的是盐的历史，但透过盐似乎有了对生活的新解。因此，他才能“站在盐井前，说是往下看，实际上满含仰望之情”，并产生这样的思考：“出卤的一刻，千万朵白浪从细长的竹筒中迸出，像一群躲藏万年的活物四下里奔突，一会儿便又变成本色的汁液。食盐晶纯，容不下杂质，它最初的浆水竟如此悲悯，含有对众生的温爱与仁慈。”这是从盐的品性来反思人性的异化问题。

　　杨海蒂的《烈焰之花》是写唐山花瓷的。在作家笔下，这是由纯色瓷器向花色瓷器的转变，她用灵动的文字勾勒唐山花瓷之美，其色彩、图案、线条、光泽、灵魂都让人销魂。尽管这种美可用各种形容词形容，但作者认为最好的内在表达是，“最朴素又最惊艳，达到高深莫测的艺术境界”。这可能是人工艺术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

　　还有一些写物之作值得重视。这包括何向阳的《碧水丹山》、王干的《里下河食单》、刘琼的《食，性也》、朱鸿的《菜之美者》、蒋新的《琉璃醉》、辛茜的《红花绿绒蒿》、杨文丰的《胭脂梦似的荞麦花》、赵瑜的《往日叙事》、王子罕的《“状元楼”的故乡味》、叶浅韵的《赘物记》、刘学刚的《花木有灵》等。

　　2022年的散文作品是丰富多彩的。本文只是撷取了其中的几朵浪花，希望能通过这几朵显示其整体气度与风采，也预示着散文创作的前景与希望。（作者王兆胜系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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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安斌：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以网为媒“催化”人类文明共享共荣

　　在世界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之际，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映射在网络信息传播领域，表现为三个相互交叠的发展趋势：首先，尽管“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仍未改变，但以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媒体力量在“西方缺位”的背景下日渐强大；其次，在“逆全球化”和“民粹主义思潮”的裹挟之下，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导致部分西方国家陷入“抗疫”与“抗议”的双重困境，一些西方政治人物向中国“甩锅”“追责”，国际舆论环境更为错综复杂；再次，尽管媒介泛社交化已经成为网络传播领域的新常态，但在社交媒体上，一些人为了自身利益，无视客观事实，盲目迎合受众的情绪与心理，进一步加剧了舆论极化的态势。

　　我们需要结合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新挑战来理解全球网络传播的发展趋势，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运用于变革当中，从而在“大变局”和“大疫情”的纵横交织中寻找符合国际传播规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互联网与社交媒体的困局

　　21世纪蓬勃兴起的前沿科技将人类传播带入智能媒体时代。借助手机等随身媒体，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真正做到了“无时不有”“无远弗届”，媒介文化研究的奠基人麦克卢汉在半个世纪前畅想的“地球村”已然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

　　然而，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信息疫情”加剧了人类冲突风险。互联网和社交平台在新闻传播领域“第一落点”的定位日趋凸显，各类碎片化的虚假信息、流言蜚语、轶事绯闻呈现病毒式传播趋势。相较于主流媒体，一些网民开始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讯息经由立场的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理念逐渐消弭于无形。更有甚者，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共识的撕裂，形成各式各样“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偏见闭环”，阻断不同社群和族群之间的有效沟通。

　　各类智能媒体平台所依赖的算法推荐在为用户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了其接受信息的性质、类型和范围等。研究显示，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的消息推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用户的社交网络。这不仅基于其所拥有的朋友数量，更重要的是朋友之间交流的频率和类型。社交平台通过关注用户的朋友圈、兴趣爱好以及推送机制强化其社区归属感。传统主流媒体不仅思考“受众对什么感兴趣”，还会考虑“受众应该要知道什么”以及“什么样的新闻符合公共利益”。社交平台的把关机制则首要考虑的是“对用户来说什么是有趣的”。因此，算法的出现不仅仅是信息传播主体的转变，更是把关标准的转变。基于个体价值的“过滤气泡”机制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偏见闭环”。失去有效的跨文化对话和沟通，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跨文化传播困局的破解之道

　　早在2015年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2021年11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致第四届世界媒体峰会的贺信中为各国媒体共同探索这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指明了方向，指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相互交织、彼此影响，国际格局演变深刻复杂。如何正确回答时代课题，广泛凝聚世界共识，媒体肩负着重要社会责任”，应当“努力做民心相通的传播者、人文交流的促进者，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考虑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我们可以采用以网为媒的思路，分析梳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在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所扮演的“桥梁”及“催化剂”角色，催生建立世界各国广泛参与的文明交流互鉴机制，在“一起向未来”的美好愿景下维系人类文明的多元共生和永续和平。

　　如何摆脱当前跨文化传播的困局，实现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到“美美与共”的“天下大同”？除了促使智能媒体在技术和机制上进行自我完善和修正之外，还要靠提升人类自身的跨文化传播素养和以重点新闻网站与大型社交平台为代表的新型主流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

　　首先，无论是新闻内容生产者、新闻网站和社交平台的运营者还是受众、用户，都应当像对待自身文化那样尊重其他文化价值观，不应使用语言或符码来有意贬低“他者”，从而打破“偏见闭环”对个体和社群的桎梏。

　　其次，信息传播者和内容生产者应当客观、真实地认识和再现外部世界。诚然，不同文化对“真实”的界定并不相同。所谓“真实”也是一种社会与文化建构。即便如此，在跨文化传播中，信息和内容生产主体也不能蓄意歪曲真相，误导和欺骗受众。

　　最后，聚焦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人际沟通与组织交流，关注各种不同文化的“交集”和“共情”，最大限度地做好跨文化传播，消弭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

　　上述智能媒体时代跨文化传播的建议旨在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社群与族群之间的和平共处与交流互鉴。孔子在两千多年前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观点都精辟地阐明了跨文化传播的要旨所在。正是在这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影响之下，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包罗万象。从这个意义来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为破解智能媒体时代的“偏见闭环”所造成的跨文化传播困局贡献了中国智慧，为全球传播和人类社会的进步探索出一条更加普惠公平、多元包容的发展道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共享共荣。